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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109期马报

镍元素对不锈钢的影响(A)


更新时间:2020-01-17  浏览刺次数:


  30多年前,彭静莲的舅父本是要搭乘飞机到比利时与家族其他成员汇合,岂料却阴差阳错登上了飞往瑞士的航班。于是,他将错就错地留在了当地,开了一家非常别致的中餐厅,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经济日趋稳定也意味着生活步入正轨,这位舅父在当地娶妻生子、落地生根,过起了与当地人完全无异的幸福生活。

  每年的清明,彭家老少都会回到香港粉岭围祭拜祖先,并且会举办一场极有移民特色的家庭聚会:移民之后到现在,聚会上除了彭氏成员,还有不断加入的外国面孔:弗拉芒人、德国人、瑞士人、西班牙人以及越南人等等。家人围坐,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萦绕在耳畔,会让人感觉到置身于一个小型的地球村。

  尽管移民已久,她的家庭却一直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类似长幼尊卑孝悌的观念也一直深入家庭教育的每一个层面。彭静莲现在还清楚记得,父母小时候就告诫她吃饭时不允许说线岁注册入学时,她被负责登记的老师赋予了一个英文名字。直到15岁后,她决定改回中文名“静莲”,简称“莲”。她用“我一度成了那个人”总结了这段更名往事。1992年,她曾有一个为欧盟委员会工作的机会。一个爱尔兰朋友善意地建议她将名字改成教名,因为那样的发音更适合西方人。但她已然觉得姓名非常重要,是个人身份的反映、赋予她在茫茫世界中的存在感。当时隔多年谈起这段经历,她的结论是“父母赐予我的名字非常适合我的”。

  大学的第一年,身处大群弗拉芒学生中,形单影只的她时时刻刻都能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第二年起,她努力参与并融入其中:啖其食、言其语、观其景、寻觅知音并找寻所爱之人。努力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后,在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中,她也逐渐获得了自家庭之外的归属感。

  就这样,她在创建于1425年的荷语鲁汶大学获得东方语言与哲学的学士学位,然后又远跨重洋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的硕士学位,之后又回到鲁汶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日本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如今,通晓六种语言的她已在荷语鲁汶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职。

  一方面,她是拥有着比利时国籍的比利时人;另一方面作为华裔移民,她的身体里流淌着的又是中国血液,这种身份的重叠也让彭静莲持续关注着中欧之间的移民问题。现在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的亚洲移民、欧洲移民政策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跨境移民等。

  为什么要移民?针对这个问题,她的答案是:移民意味着对更好生活的憧憬以及被平等对待的期许,移民们梦想着当下的远赴大洋彼岸能够换来他日的衣锦还乡。

  人物周刊:您在清华大学的演讲“Chinese Migration and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rough European eyes”中提到,早期到欧洲的华人移民分为五批。第一批华人移民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并且这部分人很可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水手。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移民?

  彭:这些人多半是想寻求一个谋生的机会年轻人,也被甲板上航行的冒险经历——一种对自由和探索的冲动——所吸引。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政局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沿海地区例如福建、浙江以及广州此前就已与欧洲有往来。这些港口城市的年轻人看到了作为水手去往国外赚钱以及看世界的机会。那些也许会带来自由与财富的未知世界对他们来说也同样充满诱惑:梦想着当下的远赴大洋彼岸能够换来他日的衣锦还乡。“移民梦”对想要移民的人来说是非常强大的驱动力。

  人物周刊:红星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份1894—1926年从安特卫普出发的华人名单(部分乘坐“红星航线”)。与红星博物馆(RSL MUSEUM)工作人员Marie-Charlotte的交流后,她也认为其中的大部分人会是船上的员工。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巧合?

  彭:是的,这完全不是一个例外。大多数安特卫普的华人都是孤身一人来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在远洋轮船上担任水手,常常流动、来来去去。除了搭乘红星航线外,其他中国人也在鹿特丹、利物浦等其他港口城市登船。目前对华人的研究集中于这些不同港口城市,而缺乏跨国的综合调查。

  人物周刊:红星航线联通了欧洲与北美大陆。在其开通的时间内共有超过两百万人次搭载红星航线的乘客主要是哪部分人?

  大多数是想在新大陆寻求更好生活机会的穷人。当时由于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人口迅速增长,欧洲整体上生活贫困;这些乘客中也有逃避日渐兴起的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人。

  人物周刊:红星航线对于这部分移民意味着什么这些?在近两个世界中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什么影响?

  彭:移民意味着对更好生活的憧憬以及被平等对待的期许。去往应许之地也意味着藉由变为美式名字以获取新生。移民后,之前的一些姓名变得更为简洁、听起来也更英式。例如,中文姓氏Yang变成了Young。

  人物周刊:我们在寻人的过程中发现,甚少能够找到这部分人的踪迹。作为人物周刊,我们又想还原这批华裔先祖当时的经历,彭教授有没有关于第一批华人移民或是红星航线华人移民的资料?或者有没有与彭教授相熟的学者能够给予我们提供帮助?

  彭:没有专家学者专门研究搭乘过红星航线的华裔移民。红星航线是众多将华人带往美国的远洋航线之一。追寻这部分华人的根源和移民路线将非常有趣。天知道在这其中会不会有他们的后代成了名人,但揭秘这个过程会花上很多时间。由于迄今尚未对搭乘红星航线的欧洲华人产生兴趣,因此就这个具体问题,目前也没有现成的文献以供查阅。但对于理解华人以及他们的移民动机、策略、成败来说,这种实践是非常重要。

  (对这一问题)的更多知识也有助于在现有的欧洲与美洲间的跨洋故事里加入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通过中国人而组成到这个故事中的。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都是全球史。如果我们能够追溯并描绘出多族裔纬度的历史事实与事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呈现出一个由所有的国家,民族与文化共同参与促进的全球世界与全球公民身份的图景。这不啻是对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悲观设想的一剂良药。

  人物周刊:红星航线年代后逐渐落寞。还原到最根本的经济学原理,那些移民相关行业的繁盛与衰败是因为什么?

  彭:1880-1920的欧洲人移民美国的移民潮是由于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所致。来自中欧、东欧、南欧的大多数人以寻求更好的谋生机会为目的。到1902年,有近400万意大利人移居美国。犹太人的移民是由于纳粹政权的,到1920年约有200万犹太人移居美国。峰值是出现在19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1918)导致了移民数量的下降。此外,譬如语言测试等也成为了愈发严苛的移民法的一部分。《1924年移民法案》出台了配额制,每年仅允许每个国家人口的2%移民美国。由于对欧洲移民的偏爱,中国移民被排除在配额外。

  “推拉理论”的提出是为了理解像欧洲1880-1920年这样的大规模移民潮,因此只把重点主要放在迁出国与迁入国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当然是移居美国的基础动因,而各种移民法规等政策也会对迁徙造成极大影响。美国与亚洲的公众普遍认为迁移行为是受到经济因素鼓舞的。

  害怕遭到基于宗教或是种族归属问题而导致的迫害也是迁徙的重要原因。红星航线中的犹太人就代表这类移民。这类移民被称为人道主义移民。这种对移民的认识在欧洲人的眼里仍旧非常强势。这类移民是“好的”移民。在目前,难民群体是欧洲人眼中“好的”移民。

  当今的移民理论除了着眼于经济状况、政治形式还强调移民自身能动性。移民的能动性意指移民自身所有的各种资源:金钱、社会关系(社会资本)、教育背景(人力资本)以及基于特定文化的技能(文化资本)。

  人物周刊:航海船的发明等远距离交通工具,使世界格局的联系愈发紧密。交通工具的革新对移民进程起到何种影响?

  彭:交通工具的革新对迁徙非常重要。其发展使得团体性的移民活动变得更为容易,不仅是物理交通(廉价航空)的进步,如今因特网的出现也加速了这个移民进程。1880年到1920年的移民故事对这些未曾移民的人更是难以拒绝的诱惑。所有的一切激起了这些人移民以寻求更好机会的欲望,大部分移民故事都是讲的成功故事。我想这种趋势在今天的移民现象中仍然存在。

  人物周刊:《马克波罗游记》掀起了前往亚洲的“淘金热”。在通讯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信息交流更为频繁。通讯技术的革新对移民进程起到何种作用?。

  彭:就如我前面所言,移民所带回来的事物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他们赋予迁徙和流动的机会各种想象。除了移民自己讲述的亲身经历,那些合法的、半合法的以及非法移民产业也提供着或真或假,半真半假的信息。

  举个有趣的例子,比利时每年会接纳一大批寻求庇护者。他们传言寻求庇护者来到比利时后会被安排在一个“城堡”里面,因此认为比利时是一个面包与蜂蜜的国度。这一误会是源于庇护中心被命名为petit chateau,即“小城堡”的意思。但事实上,那里可没有那种供权贵阶级居住的城堡。

  彭:我这样说是为了回应当下欧洲人对移民的论调,将移民看作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影响因素。迁徙打乱了移民原本的生活;导致了迁出国的人才流失;外来移民语言、文化不通,找不到工作,容易生病,下一代在学校的不佳表现,这些因素对作为迁入国的欧洲国家而言都是负担。

  我不否认移民对迁入国带来很多挑战和问题,但由于这些消极论调大行其道,我们忽略了一些移民带来积极的因素,比如想要做好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为改善后代生存状况而吃苦的意愿等。不仅是华人,其他国家的移民父辈也是这种态度。

  所有移民研究都是聚焦在移民问题,而从未提及移民的益处与积极方面。那些寻求庇护者中,有许多是拥有高学位和高技能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他们无法工作,这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

  学术研究与媒体报道中,还没有对移民的“反脆弱性”(Nicholas Taleb,《黑天鹅》的作者)进行关注。移民,即便妇女或者孩童这样的,他们选择进行移民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拥有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和信仰。这在我们研究迁徙和移民时是被忽略了的。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迁徙亦有使人转型的功能。藉由离开原本的国家和文化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彻底改造自己,也变得更意识觉醒。移民由自身经验得知,生活,特别是文化不是自然所赐予的,而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体。此种重要的洞见会使得移民更能接受其他文化,而这也是一个多元社会能够保持和平共存所必须的。从我自身,以及我那些生活在多语言和文化的环境氛围中的同事、朋友、学生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人物周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移民单纯来讲,是否是处于人本身对于更好的追求?

  彭:经济在起作用,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新事物探求的本能——去发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之时——也促进了移民。迁徙和流动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它寓于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端坐之时我们也会想着以何种更创新的形式行走。所以四处行走能给人新的想法,在我旅行之时,我也经常受到启发,想出许多好点子。

  人物周刊:中国人往往更向往安定。从出生开始,到不愿背井离乡,到告老还乡,再到死时魂归故里落叶归根。这在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而今亦是如此。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观念?在欧洲是否会有同样的情况?

  彭:对,是的,毫无疑问。事实上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特别是比利时人都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国家,甚至是他们出生的城市。即便对于年轻人而言,就算可以去更为著名的大学并且也无需额外学费的情况下,他们也更偏向于在原有的城市完成他们的大学学业。

  许多大学生不愿意利用欧盟伊拉斯谟项目去往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学学习,他们不想离开他们的男女朋友、死党家人、等等。成年人也不愿意去往其他城市寻找工作。也会有语言(方言)在此产生障碍,等等。

  在欧洲,大多数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移民都能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不是所有人知道清楚祖辈和父辈的移民故事,他们仍然会回到他们的“故乡”香港或是广州,因为他们在那里还有家人。第二波华人移民潮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的南方,且是传统宗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同原籍老家仍保有紧密的关系。

  但是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他们却有着一个归化入籍的标识:比利时华裔。因为这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概念,所以对于什么是“中国性”是仁者见仁的。但也会有这些共同特征:例如中餐(粤菜中的饮茶)、香港流行文化、孝悌观念(长兄为父)等。

  我所受到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吃饭时不允许说话和喝水。如今这种规矩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但孔子的观点依然深入人心。这些观点通常不被公开表述,但融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部分人已经完全融入比利时与欧洲,不愿离开。另外一部分人是不离开的原因是他们在欧洲的社交圈子。他们感觉不到与原籍国的联系。

  还有一些人想要离开欧洲,但是他们已在欧洲生活多年,尽管他们会经常回去探望,但也难以习惯长时间居住在祖辈生活的村落或区域。

  的确也有些人选择回国,希望能从国内发展的大好形势中有机会分一杯羹。他们努力去学习普通话并获得一个不错的学位,他们更愿意到位于大都市的跨国公司工作,而非回到祖辈居住的村落。

  人物周刊:对于这一批搭乘红星航线、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突破传统观念、迈向茫茫大海征程的人,如果需要您来评价一下他们当初的选择,您会想说些什么?

  彭:我觉得这是混合了恐惧与兴奋的双重作用。对新事物的尝试虽然令人害怕但也同样让人着迷。我是家中第一位上大学的人。我觉得自己在弗拉芒学生当中显得渺小又格格不入;而且我也很害怕教授们,他们看起来又都那么博学,严谨又不易接近,第一年我过得很痛苦。但随后生活便得到改善。如果你参与到当中,从身体和心灵上都融入进去,那么你便会开始有归属感。投入和参与都十分重要。去讲他们的语言,去吃他们的食物,去和他们结交朋友以及寻找爱人等等。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很复杂,但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移民是当下生活的一种隐喻,即如何去处理复杂问题。

  人物周刊:我想无论是彭教授是您自己,还是在您的身旁,会有非常多的移民故事,您是否会愿意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在我6到15岁的时候我有一个西方名字。这是在我注册入学时给起的。没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我一度成了那个人。在我15岁后,我决定改回我的中文名静莲,简称莲。1992年的时候,我曾想为欧盟委员会工作。一个爱尔兰朋友曾善意地建议我将我的名字改成教名,因为这更容易发音。我思考过很久,知道在香港和部分大陆的华人当中都有这个习惯。

  我也曾想过改名,但对我来说名字不是虚无的,它是我个人身份认同的反映,也承载了我在世界的存在感。沉思良久,我得到的结论是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非常适合我的。

  我不确定那个发生在我舅父身上的故事是否属实,那个他搭错飞机的故事。他本是要与我们在比利时汇合,但却搭错航班去了瑞士。他在那里大获成功,在当地开了一家非常别致的中餐厅,与当地女孩结为夫妻。他现在退休了。我的家族中也有在北欧的成员,他们过去的也是一个传奇。直到最近几年,我们这些分离了30多年的家族成员们才又在清明节时在香港又重聚了。噢,对了,我们家族在彭家村的聚会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由于大家的配偶或伴侣来自不同地方,所以在聚会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弗拉芒语,德语,瑞典语等。

  人物周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出国留学热潮。一次是清朝末年的留日运动,人数达两万之多;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就包括了向、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他们要求学国外?

  彭:在中国社会,迁徙是更大规模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当时的知识份子有获取知识为国家现代社会进程做贡献的紧迫感,这是一种对国家的使命感。

  人物周刊:近年来,中国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的输送量,超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但是学成归来人数比例仍旧不高。在我们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令人悲伤的现实。

  彭:确实如此,大多数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没有回国。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回国率相对会高。虽然绝对数量上有大批留学生毕业后没有返回,但总体趋势上回国的比例还是上升的。

  这些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不想回去是考虑到他们自认为在美国所拥有的机会。更准确的说,移民美国将使他们面临更小的压力,例如不动产也会比中国,特别是比北京,便宜得多。

  移民美国收益率也会更高,因为在美国毕业后找到工作会比在中国容易,虽然会有许多政党正在想办法吸引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欧洲也会给中国人才们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以吸引他们。

  所以中国政府要做些什么呢?不仅提供财政方面的福利,更要对整体生活品质上有所投入:能够负担得起的房价、保健福利金,清新的空气、良好的教育等等。

  人物周刊: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官员的妻子儿女会尽早的选择移民,通常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在欧洲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

  彭:我想非常富裕的欧洲富人也会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避税国。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钱财分散在各国。在过去欧洲有这些避税天堂:卢森堡、瑞士、澳门等。但现今考虑到公众对于社会公正有更多需求、期待更好的管理,这个银行的“秘密”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废除。所以富人们在寻求新的避税天堂。公众对于富人以及拥有非常高收入和高额奖金的CEO、政客,等人士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

  第二个有趣的现象是诸如退休政客这样的公众人物的第二职业。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便是是众所周知的案例,他通过演讲赚取了大量金钱。相比之下有些人物的例子并不是那么尽人皆知:那些国家公务员,特别是供职于欧盟委员会的行政人员,在退休之后经常被亚洲名校(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聘为客座教授。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政府公务员、大学教授等)正鼓励他们的孩子学习汉语。

  人物周刊: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这在中国已经引起社会很大的焦虑,外界也为此争论不休,我们是否应该为这种现象担心?

  彭:这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或者说中国特有的现象。因为富人本富,他们有能力全球任意国家和地区“消费一张绿卡”。

  至于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在台湾人和在香港人也会看到类似的迁徙。当然他们的规模要小得多。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移居加拿大的华裔港人,加拿大与香港的生活相比他们还是更喜欢后者。

  现在很多人往返于两国之间来取代这种两国选其一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早已存在。而综合考虑到跨国社群和跨国生活方式的新移民政策也是我们亟需的。如何跨国管理所得税、养老金、教育、健康计划等等,这些内容都必须纳入全球移民政策的考量当中。我确信某些国际移民组织极其渴望进一步发展这项政策。

  人物周刊:众多中国人通过技术完成了迈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移民。因此有人说:移民是“全球争夺人才的战争”,这样的称呼是否合适?

  彭:追求人才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天性。开奖网 通过巧搭储蓄存期可以提高利息收益当然,实现经济上的富足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也不只是纯粹追求利益至上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而其他譬如家庭生活、生活质量等因素就不仅是用钱可以衡量的了。如我前面所提及的欧洲对于人道主义移民的概念,基于日内瓦公约,我们要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人物周刊:着眼于当前的形式,中国若需要在这场人才战争中立于不败,应该采取怎么的措施?

  彭:给潜在的海归人群提供有吸引力的方案,除了在经济利益上给予福利也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例如负担得起的房价、良好的教育、清新的空气以及公共空间内更和谐的互动。

  人物周刊:您用“推拉理论”解释了到欧洲的华人移民增加的原因。在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夜幕降临后大多是外国人的身影;在广州甚至出现了非洲城。这是否同样适用于推拉理论?

  彭:不但是中国一线城市的国际移民越来越多,在其他边境省市例如昆明以及其他云南省内的边境小城也出现类似情况。如我先前所言,有很多理论模型都可以解释人口流动,而推拉理论只是这些学说中的一种。研究者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因素,并且移民自身的能动性也不该被忽略。

  我觉得不应当将移民看作是受害者,而应该看作是商界人士,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政府不应该害怕迁徙和移民、他们应该充分利用移民的聪明才智与活力,如此不仅是移民可以获得成功,接纳国自身也可以从移民和他们的社会与文化资本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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